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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后几天,我的脑袋一直疼痛难忍,我不断回想那日在小院的际遇,我敢肯定,此人正是圣诞夜令我惊鸿一瞥的侧脸。
分花拂柳般,一阵风吹开迷雾,但愈是接近真相,痛苦愈是像岩浆翻滚,灼烧得我寝食难安,好不容易被他养出的肉都没了。
周朗很心疼,在没日没夜工作,为与周先生打一场硬仗之际,分神带我去了医院复查,有时从诊室出来,他已在诊室外的沙发睡着。
想起面对钱医生的再叁询问,我都没有将事情和盘托出,不免愧疚上涌,我蹲下,轻喊他的名字:“小朗,小朗……”
他一抖擞,缓缓睁眼,梦中紧皱的眉头松开:“嗯?出来啦,走吧,我带你吃好吃的去。”
他比不得兄长,兄长很少在我面前提及我的病情,他通常私下与医生交流,用餐时也很少说话,唯独周朗,像集会上十八块五一只的大喇叭。
一般我的愧疚会在此时消散几分。
“医生怎么说呀?”
“多吃点,看你瘦的。”
“明晚又不能陪你啦。”
——哔哔叭叭个不停。
但我不厌烦,他曾以一己之力,在我近乎枯萎的生命花园中,四处撒下甘露。
好比某天我画了张Q版小人,他指着胸前纸牌上的“18.5”问我什么意思,还不等我回答,他忽然耳尖红透,小媳妇儿似的指控道:“眠眠你流氓,偷量人家那儿!不过你肯定量错了,待会儿我把裤子脱了你再仔细……啊,别揪耳朵!”
这样的打闹中,我获得片刻宁静。
我会故意忽视心底的缺失,并告诉自己,没什么不好的,这世上有人肯持久地爱你,你足够幸福。
可当有一个人的面容,能如此轻易地使我的心剧烈震颤时,我又开始怀疑,这片刻宁静的面纱之下究竟是什么?
尚算不上痊愈的,破碎的精神承托不起这样的自我审问,只好借别人做依托,故而我愈发依赖他。
偶尔周朗忙至深夜,见一旁的我困得打盹,便哄我回房睡觉,前后不过半小时,我就要去催他,抱着小熊,光着脚丫,含泪哀怨地立在堂下。
这样,他不得不放下工作陪我睡觉了。
我知道这是一种拖累,可我有什么办法,我一闭眼,鬼怪横生,一些莫须有的记忆排山倒海般冲来,我无法承受,只有他在我身边时,只有这时,我才获得心安。
然而更多的,他会投身工作,护工阿姨便会在段时间来看护我。
在我将晚餐全部吐出,神色恹恹躺在床上时,阿姨不顾我的阻拦拨通了他的电话——这是他给阿姨的指令,只要我有事,不管何时,一定立马拨给他。
时针指到五,这个点儿他应该在开会,嘟一声后,电话被接起,那头静默一片,偶有纸张翻动,我听见阿姨把我如何头晕呕吐绘声绘色地禀报,之后手机交来我手中。
“希希,你还好吗?”
先前为自己建立的城墙轰然倒塌,我带着鼻音对他说:“我不好,很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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