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6章 局势恶化(1 / 2)
当军事准备不力,国会孤立无援时,国民党方面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法律解决上。特别是武力倒袁的主张受挫,法律倒袁的希望也十分渺茫,使得一部分人主张调和、呼吁和平的声浪又高涨起来。5月的政治形势可谓错综复杂,人心起伏跌宕。
首先起来担任调停的是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在上海和王芝祥一起,在各界人士中奔走,联络一些在前清与袁世凯齐名而又反对袁世凯的督抚,如岑春煊、李经羲等人,出面主持公道。岑春煊也正愁找不到攻击袁世凯的路子(两人一贯不和),领衔发表致袁世凯及各界通电,一方面要求将洪述祖引渡归案,赵秉钧出庭受质,另一方面呼吁和平解决。
一贯以老好人自居的黎元洪,也致电黄兴和湘、粤、赣、皖四督,但他的立场是偏向袁世凯的,他竭力为后者担保说:“项城为识时之英雄,决不逆潮流而犯名义。”敦劝黄兴与四督:“我辈惟有各守秩序,静候法庭、议院之裁决,以免举国纷扰。如尚有疑猜之黑幕,不难联合各都督全力担保,永守共和之责任。”貌似忠厚,并以长者的口吻告诫他们说:“此事和平分理,则国基巩固,国用充盈,威信远行,友邦公认,诸公手造民国,永垂无上荣誉。否则,内部崩裂,强敌剖分,民国不存,诸公前此勋名,亦将安在?”黎菩萨的心理战也不可小视,他用保守既得利益的思来打消革命党人的战斗意志。 ?
江苏都督程德全担心爆发战争,通电各方呼吁和平,要求停止纷争,并向双方自作保人,说:“政府固无平叛之心,民党亦无造反之意,二者若有其一,德全愿受斧钺,以谢天下。”(这烟幕弹放得太有水平了,若两者皆有呢?)。
浙督朱瑞也起来积极充当调解人,他致电黎元洪及苏、滇、闽、桂各督,请黎元洪联合各省“一方电请大总统厉行职权,确立威信,一方致电皖、赣、粤、湘四省,晓以大义……”。由于朱瑞捧袁的作法太露骨,不象调停人,程德全等不赞成,迟至5月底才由浙、滇、闽联名发表。
鉴于袁世凯的严重压力和国民党尚未做好应战准备的严酷事实,谭人风为避免国民党势力遭到摧残,加紧调停活动。在他的策动下,调解人分成二路,一路争取黎元洪,由岑春煊、李经羲二人前往,一路争取袁世凯,由他和王芝祥二人入京与袁晤谈。
但袁世凯已经作好了军事和政治准备,自然不愿再同革命党人讲什么调和。由于他的首要目标是江西,故而迷惑的越久越有利。早在谭人凤调停之前,李纯的第六师已经部署到位,前锋进驻武穴,并拟进占其它战略要地,在兴国、新春一线对李烈钧部形成压力,与江西码头驻军隔江对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武。
袁世凯又通过黎元洪向李烈钧施加压力,谋求通过政治手段迫李下野,企图兵不血刃拿下江西。黎元洪甘当袁世凯的马前卒,屡次托人劝李“待身引退,举贤自代”,但李不为所动,断然表示拒绝。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又密电驻守九江的欧阳武,请其率军撤防,并暗示可荐其代李出任赣督。这一招釜底抽薪果然见效,赣军将领在袁世凯派人策反下纷纷动摇,江西第二师师长刘世钧,江西沿江炮台上三台总台官陈廷训先后向袁系私通款曲,袁世凯又通过赣籍议员买通众议员欧阳成,由欧阳成向其弟欧阳武策反。在这样的诱惑下,欧阳武遂密电李烈钧要求和平解决,并撤退前沿防兵。
李烈钧在内外压力下,鉴于革命党人土气消沉,不得不表示退让,电告黎元洪:“现已将炮营调离码头,该处步队并令陆续调离。”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北军自武穴前沿撤至田京镇,形势稍有和缓。同时,李烈钧也派彭程万赴京陈述政见,黎元洪按照袁世凯的意思,向李提出了调和的最低方案:“(一)公开声明服从中央;(二)欢迎赵民政长实行军民分治;(三)九江镇守使由中央派员接任。”并且限十天内答复。这种要李烈钧改变政治态度并卡住李烈钧喉咙的调和办法,他当然不能接受,不待十天,就由省议会出面,拒绝了黎元洪的最后通牒。
时局到了转折的关头。早在此前,袁世凯已在中南海海宴堂召开第三次秘密军事会议,除部署军事外,袁命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总理,让因宋案受到舆论攻击的赵秉钧称病请假,组成“战时内阁”,从而加强了军事控制,增强了战争气氛。
此时,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则依然迟疑不决。孙中山电令广东独立,而广东不听,甚至亲赴粤主持其事力劝之,亦不听。胡汉民曾召集旅长以上军官会议,讨论兴师北上。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公然反对,扬言:“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由于诸将消极抵制出兵,胡汉民无可奈何,选罢出师之议。
整个1913年的春夏之交,国民党都是在犹豫、动摇、观望、变乱、内讧的气氛中度过的。柏文蔚虽曾有皖、赣先行发难的建议,但顾虑到皖、赣军力薄弱,态势突出,处境危险而未能实现。不得已,命令陈其美先宣布上海独立,但上海区区弹丸之地,兵、饷、械均缺,根本难以对抗,实属有心无力。
广东力量虽雄厚,但主政官员意见分歧,力量根本凝聚不起来,湖南也面临着几乎同样的局面。而闽督孙道仁退出了与赣、皖、粤、湘四督的联盟,则是对国民党武力讨袁的最沉重的打击,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态势下,国民党已未战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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