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家公诞辰一百周年(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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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公”,是我们常德那地方对外祖父的敬称。一百年前的今天,我的家公李祖军诞生在常德市汉寿县聂家桥乡皇城村阳甫岗组。戊申年冬月初一日,这是个令我魂牵梦绕了大半辈子的日子。当这个日子越来越向我走近的时候,我的心越来越不平静。无论行走,还是睡下,我都一直思考着如何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我提出了多种纪念方案,都被他的大女儿、我的母亲否定,她说:“你晓得家公的脾气,一辈子不图虚名,不讲排场。只要你心里有家公,就是最好的孝敬。别的都不要搞。”我尊重母亲的抉择。如果违背,会令她不高兴。她虽然一字不识,但她有一颗圣人的心,从来不把世俗的东西放在眼里,我行我素。从我母亲身上,时刻可以看到我家公的影子。尊重母亲的抉择,就是对家公最好的纪念。

虽然不举行家公诞辰百周年纪念仪式,不召开座谈会、纪念会、文艺专场演唱会,也不编辑发行画册和纪念文集。但我作为家公的长外孙,总不能任何纪念形式都不采用吧?!连日来,我白天忙完公务,晚上便一头扎进书房,从几十年积累的浩如烟海的相册和底片夹里,挑选出反映家公人生轨迹的一副副黑白照片和底片,或翻拍,或扩印。家公英武的相貌,慈祥的笑容,坚毅的神情,逐一展观在我眼前,栩栩如生,可亲可敬。已是过五奔六之年的我,又仿佛回到了家公的怀抱,回到了家公领着我穿越贫穷苦难,追求幸福温馨,学习文化知识的孩提时代。

我是在湖水里长大的。每年春回大地,乍暖还寒之时,我就迫不及待地往屋后那条清悠悠地碧莲河里钻。自然免不了感冒发烧。到了高烧不退的关键时刻,母亲就会对父亲发出命令:“快去把家公请来。”如果不存在特殊情况,大约半个多小时以后,家公准会一头细汗地出现在我眼前。他伸出温暖的大手,摸摸我的额头,再探探我的脉搏,嘴里问长问短。同时,从他怀里掏出或香喷喷的,或凉冰冰的药物,不是溥在额头,就是塞进腋窝。这时,不用他吩咐,我母亲及时地递给他一只拳头般大小的青花瓷杯。家公接过,走向床后的米桶,亲手盛满一杯米,又回到我面前,然后解下他系在腰间的那条青布围单,包上青花瓷杯,系紧,俨然如今的印把子状。他用右手举了,朝着我的面,一圈连一圈地轻轻晃动,嘴里吐出丝丝的声音。然后揭开,瞧瞧青花瓷杯里的米粒,判断出我背着父母下河游泳的地方。没有出现过一次与事实不符。他又用青布围单重新包裹好盛满米粒的青花瓷杯,放在我的枕头底下,叮嘱两天两夜不许移位。他每次都会交代我的祖母,两天过后,将青花瓷杯里的米用茶罐煨成饭,让我一餐吃了,退烧除热,康复如前。家公用这种办法,灵验地一次次医好我的感冒发烧。迄今我仍未明白,他用的是那种医术。

还有比这更神奇的。千百年来人们用“手到病除”赞美华佗的高明医术。以我的切身体验,我家公的医术比“手到病除”的华佗还略胜一筹。因为他无需与病人面对面的伸手把脉,也能治病除疼。那是1965年深秋,在汉寿县二中就读初一的我,先是左脸肿大,校医为我打针下药,不但未收到疗效,右脸也随之肿大起来,一下成了全校有名的猪八戒。前三天,我克服疼痛,坚持上课,到第四天连水也咽不下,成了卧床不起的重病号。班主任设法带口信给我家里。母亲风急火急赶到,送我进县医院治疗,一星期过去,仍不见明显好转,成天疼得叫爹喊娘。母亲对我说:“看家公能不能治好这号怪病。”她把我托付给同学护理,自己连夜赶回四十里以外的家公家。第二天清早,母亲就出现在我病床前。她带来了家公连夜为我特别熬制的膏药,立即往我左右脸部各溥一贴。我怀疑它的作用,并流露出对家公的不满:“他不来当面探查我的病因,对症下药,就凭这几贴膏药能行?”母亲说:“家公给集体饲养的那两头牛丢不开。”我气得流眼泪:“难道我没有那两头牛重要?!我要是病死了,他会后悔的。”母亲安慰我:“你不会病死的。家公讲了,他这药能治好你的病。半天就能消肿,一天就能止痛。”不等我说出“我不相信”几个字,便开始感觉到又肿又烫的脸上有丝丝凉风吹过,接着似乎无数根细针往肌体内扎,痒痒的,酥酥的,舒坦极了。半天过去,我张口进食,一海碗面条被我消灭得一干二净。自贴上膏药的那一刻算起,24小时后,我回到了教室,像以往一样与同学们一起听老师讲课。我康复的消息一时传遍了校园。同学们不再称我猪八戒。都对我有一个神奇医术的家公表示赞叹与羡慕。

我能始终保持一副健康的体魄,在大半生的侦查破案中承担重任没有力不从心之感,这得完全归功于我的家公以他的神奇医术对我的精心呵护,每次有病有痛均能得到及时治疗,没有落下任何病根。

那些年,家公不仅给我及时治疗好了种种生理上的病,更重要的是给我治好了心理上的病。

1966年下半年,学校停课闹革命。绝大多数同学都走南闯北地串联去了,只有我和少数几个同学留在学校里。先前还可以到阅览室看看书,读读报,后来阅览室也被关闭了,没有任何办法打发时光。我回到了碧莲河边的木板瓦屋,家公的人格魅力,浸润了我的血液和骨髓。

2008年11月28日于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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