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框架及主要研究（2 / 2）

要研究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在拓展经济发展战略空间的同时，因地制宜、因国施策，发展双边、诸边、区域、次区域经济合作，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增强我国开放体制的国际支撑力。

第四是逐步培育与海洋强国相适应的新体制、新机制。我国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离不开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合作，我国海洋资源开发和海洋经济发展刚刚起步，未来潜力很大。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应当有超前意识，要研究如何建立既有利于提高我国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同时又能够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体制机制；要研究如何发展海洋装备制造业和海洋工程设施产业，使我国海洋工业从只会造船迈上更高的台阶；要研究海洋的服务产业如何从在岸贸易和运输基地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基地，海洋科研教学、科研实习基地，以及海洋勘探、检测的服务基地方向提升转变；要研究什么是“海洋强国”，发展海洋经济与发展海洋强国的关系，以及我国成为“海洋强国”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第五是具有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重点是研究如何进行法律、法规的修订和重建。要研究“国际化”的坐标是什么，它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过程，我们的建章立规工程如何适应动态化的国际规则。要研究塑造新的营商环境的主要内容，在不依靠优惠政策体现的条件下，优良的营商环境需要哪些条件和努力，建设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主要措施。

第六是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要研究贸易便利化改革涉及的有关问题，如海关等各监管部门的协调，以及如何简化程序提高效率；要研究投融资改革，如何适应准入前国民待遇和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从重事前审批转为重事中事后监管；要研究服务产品市场化所涉及的问题，如市场构建、价格改革以及市场监督管理等问题；要研究人员流动以及劳动力市场管理改革、境外人员居留等一系列管理改革；要研究信息沟通所涉及的网络、移动互联等领域扩大开放后所面临的管理工作的转变和完善。

（三）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发展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主要依靠的是廉价劳动力供给的要素禀赋优势，在国际经济竞争中主要以价格低廉取胜，这使我国许多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中赢得较高的份额。随着我国人口和劳动力供给形势的变化，原来廉价劳动力供给的优势已经并继续弱化，未来在向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发展进程中，应当培育哪些新的潜在优势呢，概括起来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是新的比较优势。随着我国产业的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资本要素价格均等化趋势作用的加强，我国部分产业中资本和技术密集的比较优势正在形成，如高铁设备和一些基础设施装备，这些产品将成为我国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随着我国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新一代劳动者的文化教育水平已经明显提高，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本将成为我国新的劳动要素禀赋优势，进而使一些新产业和新产品成为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

第二是“走出去”形成的价值链、供应链优势。随着我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发展，不仅布局国际生产，而且形成国际营销网络，形成由我国企业自主支配的价值链和供应链网络，这将使我国经济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国际竞争力大大增强。

第三是国内市场优势。2014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口额达到1.96万亿美元，向全世界提供了1／10以上的货物市场份额，服务进口达到3835亿美元，提供了7.9％的世界服务市场份额。这样庞大的贸易规模必然吸引全世界投资者的关注和青睐，必然对我国在全球资源配置中主动作为提供有利因素和必要条件。

第四是体制优势。如何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优势要素，是一个需要研究的课题。尽管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但它继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更新动力很强，自我发展能力也很强；而国际经济领域中的规则和制度规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说，除个别超级大国，相当多发达国家一旦适应原来的国际规则，它就会比发展中国家更不适应需要不断变化的国际规则，特别是不适应世界多极化发展趋势影响下的国际规则变化。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新和发展能力恰恰具备这种适应国际经贸环境变化的优势。而且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强调“有效的市场”，也强调“有为的政府”，从而使我国经济体制的竞争力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第五是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能力的优势。我国正在培育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并已经在国际经济领域开始发起新倡议、新议题和新行动。这标志着我国开始培育自己生产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能力。随着我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增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必然逐步增强，这种优势也必然不断发展。

（四）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

第一是完善对外开放的区域布局。要研究什么是“各有侧重的对外开放基地”，我国各个区域对外开放的起点不同，时间也有早晚，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对开放型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也有很大影响，因此不同区域的外向型产业集群建设也必然有其各自的特点，应当总结不同类型的发展路径。在沿海发达地区，应当研究如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基地和经济区”。这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原有制造业的转型和升级。同时要研究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地互连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以空间延续廉价劳动要素的优势。中西部地区将会更多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不应该重复沿海地区早期工业化的模式。应当在沿海向内地的产业转移中，保持沿海与内地的专业分工联系，建立互补的产业体系，形成沿海与内地优势互补、沿海与内地紧密结合的供应链体系，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发挥中国大国的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是完善对外贸易布局。核心是要研究如何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贸易强国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在不同时代它都有特定的时代内涵，体现这些内涵的国家也不同，既没有“日不落帝国”，也没有在所有商品和服务领域的“全能冠军”。一般来讲，资源和要素禀赋、科学技术的应用以及贸易的支持条件（如运输、国内产业与贸易政策）是一国或经济体经贸发展强弱水平的三个最重要因素。根据当代发达国家的经验，所谓贸易强国的主要标准是：（1）在商品与服务的生产中利用已有比较优势和培育新优势的能力。（2）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能力，一国境内的生产能力不等于国际的交换能力，国际的交换能力往往还取决于跨国生产能力、国际运输能力、国际营销能力等。（3）本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国际交换中商品和服务的定价权不仅来自一国商品和服务的贸易量，还来自该国货币在世界的流通能力。（4）在国际交换中的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标准制定能力，全球或国际交易规则的制定能力。技术标准和国际交易规则，都是一种公共产品。能够生产和提供这类公共产品的国家，一般都是贸易强国。

第三是完善投资布局。要研究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更好地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未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的导向是什么。“三个有利于”是未来完善我国吸收外商投资的基本导向，即有利于构建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有利于培育我国经济新的国际竞争力。其政策取向是：继续扩大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逐步开放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文化、各类中介服务等领域的外商投资；着力吸引具有先进制造业技术、工艺、管理优势的外商投资。

同时还要研究如何提高企业“走出去”的水平。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建议的要求，要进一步研究未来如何建设一批大宗商品境外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跨国企业；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积极搭建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金融服务平台，形成中国企业自主的跨国生产经营网络；要进一步研究如何确立互利共赢和促进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立足点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指导方针，以建设自主国际化生产经营网络作为战略目标，来规划企业海外投资并建立与此相关的服务促进体系的思路，并使之落到实处。政策研究的课题是，如何鼓励制造业领域的投资，鼓励多采取绿地投资方式，在服务体系建设中，要研究针对民营企业的弱点和不足，提供更多有针对性的、有效率的服务。同时要研究如何改善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经营的统计、税收以及绩效考核等方面的管理。

（五）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

全球经济治理就是生产和提供一种全球或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第一类是各种技术标准和国际商业规则，包括多边的国际规则和区域的国际规则。第二类是主权经济体为国际规则提供运行载体和平台所提供的成本，还包括为特殊国际经济问题提供的援助，这些都属于国际公共产品。这种公共产品的供给与供给能力有关，供给能力取决于经济硬实力，也取决于文化软实力。硬实力以经济、金融、科技和重要资源为后盾，软实力则需要话语权以及自身的体制、机制的优势。为此要研究我国如何增强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从而更有效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特别是要研究如何增强我们的文化软实力：一方面如何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具备与国际商业规则接轨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如何使我们在国际交易中的话语体系更具有影响力，即能够把我们的故事讲得更动听，更有亲和力。

还要研究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策略。美国一直试图重新书写未来国际经济贸易规则，试图把中国排除在外，我们的应对策略就是实施“一带一路”建设和面向全球的更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以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经济的实际行动来打破美国孤立我国的企图。这就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策略的新运用和新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