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九十四章 君臣大义,奴才觉迷(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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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要诛腐儒之心,就面临着一桩绝大难题,那就是“道统”。他立起“变局卫道说”这杆大旗,号称大清和自己是卫护道统,如果这道统还是腐儒心中所想,嘴里所说的道统,那就跟他所行之事发生了冲突。

腐儒,也就是明清以来的理儒,他们所言的道统,是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但别忘了,儒家还讲一个权变用来作缓冲。所谓“小杖受、大杖走”,所谓“无道当伐”,这些圣贤言,还横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之前。理儒还更借天意,借民心,借一张嘴和一杆笔,握着限君之权。不管能不能变现,但这权依旧立在他们心中,是他们天生该得的。

满清入关是窃占华夏,不仅得靠汉人打天下,还得靠汉人里的读书人治天下,不敢也不能将理儒尽数摧折。剃发易服一举,最核心的需求还在于从形式上握住汉人对满人的恭顺。

之下的统治实质,满人没有根底,不像元朝,靠自己的武功得天下,靠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治理天下。不管怎么糟糕,那都是蒙古人吸收阿拉伯和华夏各方思想融出来的大杂烩,对汉人怎么想不是很在意,因此元朝的“文治”很是粗疏。

而满清是驱策汉人得的天下,怎么治理,也只能靠汉人,对汉人文治格外注重。就如寄生体,它仍要所寄生的这个人能活下去,反抗和自我意识得割掉,但还得容这个人能有人的基本意识,可以自行找食。

理儒就是这个人的基本意识,它能维持着这个肌体存活下去,给满人寄生体供应营养。这也是康熙大力推行“仁治”的原因。平心而论,不管是庄家《明史》案,还是《南山集》案,规模都不大,程度也不烈,毕竟那时的理儒,亡国剃发之后,本就自律了许多。

但理儒根底里的一些东西,还保留着这个人的一丝自我意识,有意无意地在排斥寄生体,这就是理儒所坚持的道统。

这个道统向下的部分,满清寄生体无意干涉,包括官僚、科举、宗族和道德治国。但向上的部分,明朝时被用来限君权,在满清寄生体看来,就是不好的东西。其中的华夷之辨,更是华夏大义,与寄生体安稳吸血格外犯冲。

还好,理儒所托之儒家,本就是融汇了诸子百家所论,两千年传承,不断演化下来的,并非一个浑然无懈的体系,其中关于“大义”这部分的内容,自身就存着一桩矛盾。

那就是华夷之辨和君臣之伦,到底谁该服从谁。

华夷之辨有地域论、民族论和文化论的区分,到理儒时,已基本定为文化论,也就是只要守“道统”,那就是华夏,废道统,就是夷狄。因此满清尽管剃发易服,但讲三纲五常,亲亲尊尊,也就是守住了道统,此时北面理儒都觉得,满清能算华夏。

或者说,就算不是华夏,但是满清摆出文治架势,理儒觉得能将满清变为华夏。

可雍正觉得,自家老子康熙在位时,演戏演得过火,把这帮理儒宠坏了。让他们觉得能循着与康熙演戏的这个套路,可以伸张他们理儒的治政理想。瞧,从吕留良牵出的读书人之心再明显不过,他们还觉得读书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治国理想。

“真是会丢烂摊子的父亲……”

想到自己花了三四年,才将康熙朝丢下的钱粮窟窿补全,雍正就是一肚子气。

理儒之势,不能再这般蔓延下去,而要理儒转变为听话的犬儒,就得对“道统”的内涵作一番调整。

大清所要的道统是什么?什么华夷之辨,滚蛋!君臣才是至高大义,君臣大义高于一切,这就是大清和我雍正所守的道统。

这本来也是你们理儒所倡的嘛,你们讲亲亲尊尊,血脉之道。由父子、夫妻、兄弟之礼推及到君臣之伦。现在就得从君臣往下推,没有君臣大义,就没有父子、夫妻和兄弟之伦,三纲不存,五常何在?所以这君臣大义,是道统里最重要的东西。

华夷之辨,是跟君臣大义一而二,二而一的命题,有了君臣大义,以及君臣大义之下的人伦,这才是华夏。没有这一套,就是夷狄。

这可不是他雍正的新倡,自董仲舒而下,汉人帝王,都将这一桩事作为至极之求,遗憾的是,汉人之君实现不了,异族之君才有可能实现。

既然他这个满人之君,能真正立起君臣大义,那么守这君臣大义的臣,就不再可能是理儒,而是犬儒,奴儒。

想到这两个经常在南蛮报纸上见到的名词,特别是“犬儒”一词,雍正心说用得真是妙,大清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读书人。一国不一心,怎能行得大事?而这一心,自然是应在他这个皇帝身上。其他的人,以君心为唯一,就如犬奴一般,乖顺办事,自能比那人心纷杂的南面雷厉风行。

听了雍正一番讲解,要以此道统来教诲曾静,同时整肃读书人之心,张廷玉叩首道:“此书莫若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大义,就是强调君臣大义才是道统之要,觉迷,则是显示曾静洗心之路,雍正点头:“着翰林院速速拟稿,以君臣大义为纲,批驳吕留良之说以及曾静妄语。”

之前印的小册子,仅仅只是诸项批驳,不成体系,现在则是要系统地阐述雍正所举道统大旗,这是桩大工程,张廷玉随口问:“是还如之前如邸报一般发放?”

雍正沉默片刻,缓缓道:“不,朕要天下每一个读书人都看到,都看得明白!”

“雍正这是要将意识形态一抓到底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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