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东方安徒生（1 / 1）

又是“六·一”国际儿童节。这种时候，更激起我对被人们誉为“东方安徒生”、被文学界尊称为陈伯老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怀念之情。往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他总是和全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全国的少年儿童朋友们一起欢度节日的呀！今年他却不能了。去年的11月6日，他含笑走完了人生的91个里程，离我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在这欢庆的阵容里，没有了陈伯老的笑容和身姿，我仿佛缺少了阳光和雨露。因为在我近二十年的坎坷岁月里，我有幸一次又一次地接受了陈伯老对我的教诲、鼓励与呵护，我这株洞庭湖农家小院里长出的文学幼苗，才没有遭虫蛀坏和被风刮歪，成为了6000名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一员。

第一次面对面接受陈伯老的教诲，是1980年盛夏在湖南省首届南岳儿童文学笔会上。他应主持人的邀请，以74岁高龄，不远千里，冒着摄氏三十八九度的高温，从上海乘火车，转汽车，登上海拔2000多米高的南岳山，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数次为我们讲授儿童文学创作，每讲近四个小时。我们这批先天营养不足的中青年作者听他授课，如同旱土逢甘露，任何深奥的理论从他嘴里讲出来，都变得易懂易记易学，因为他结合了自己丰富的创作实践，像大人领着孩子学走路，使我们看得见，摸得着，一步一步地往前踏进。自那以后，我省儿童文学创作力量迅速成长、壮大，形成一个阵容强大的湖南儿童文学作家群，这与当年陈伯老在南岳山上的辛勤浇灌是分不开的。我作为其中的一员，也有所收获，发表出版了儿童长篇小说《险走洞庭湖》（与陈双娥合作）《雾过洞庭湖》，儿童长篇小说《欢笑的碧莲河》，儿童中篇小说《小甲鱼的“阿姨”》《牛蛙大王》以及一批儿童短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那次，陈伯老离开南岳前，我提出与他和他的夫人、小孙子合影留念，他满足了我的愿望。至今我清晰地记得，那天早饭后，我们站在南岳磨镜台的参天古松下，留下了珍贵的纪念照。

1984年，我创办《沧浪》期刊。我致信陈伯老，恳请题词和题写刊名。很快，我收到了他题写的“沧浪”刊名和题词：“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明兮，可以创我社会主义之新，可以抒我社会主义之情。”我高兴得手舞足蹈。那些日子，我浑身使不完的劲，在各级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在一群热血文学青年的支持下，克服经费、场地、人手皆缺的困难，硬是将16开本，92个页码的《沧浪》创刊号鲜嫩水灵地推向了社会，得到了广大业余作者和各界读者的好评，也得到了陈伯老的肯定与鼓励。如今回想起来都像做梦似的。像陈伯老这样世界级的大作家，屈尊为不起眼的《沧浪》题写刊名和题词，简直难以令人置信。然陈伯老的确做了，足见他的无私、善良，足见他对青年、对未来的关爱。

1985年早春，我赴南通市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春江笔会”，借机携妻儿游览沪宁苏杭。我们全家一到上海，就迫不及待地到瑞金二路26号看望陈伯老。他给我3岁的儿子签名赠送了他的长篇童话《好骆驼寻宝记》。这种时候，他不像一个大作家，更不像一个文学、出版界的领导者，而完完全全是一个慈祥的长者。陈伯老的平易近人，给我们全家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

1987年盛夏，我有幸又一次与陈伯老在南岳磨镜台宾馆重逢。他是特意赶来给获得湖南省首届儿童文学大奖的作者颁奖的。他的莅临，给整个授奖大会，给南岳山庄，增添了热烈欢快的气氛。获奖作者中，大多是陈伯老的门徒。他当年在南岳山上播撒希望的种子，8年后再由他来验收归仓的果实，这意义非常特别。我也是获奖作者之一。陈伯老见到我，向我表示祝贺，还欣然为我题词：“重来南天岳，再会磨镜台。喜君意气盛，文章更有才。谨祝前程远，健笔描四海。他年得相见，青松果成材！”我从这字里行间，领悟到陈伯老对后辈寄托的殷殷希望。我暗暗发誓：此生一定要在创作上有所突破，方能对得起关爱我辈的陈伯老。

接下来与陈伯老的又一次重逢，是数次相逢中距离时间最短的一次。1988年10月8日，全国新时期儿童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在烟台召开。湖南出席会议的有谢璞、刘杰英、杨实诚，也有我。上海派来参加会议的作家、编辑队伍阵容强大，势力雄厚。陈伯老是这支队伍中的主帅。他当时已是82岁高龄，还担任着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巨人》杂志主编。这次会议上，他的年龄最大。但他在会议期间却显得年轻而有朝气。金秋十月，海滨的天气格外晴朗。陈伯老每天早晚都与我们年轻人一起到海滩上看日出日落，观潮起潮涌。参观，游览，他步履稳健，谢绝搀扶。与会者都羡慕他身体硬朗，请教养身秘诀。他总是笑呵呵地说：“搞儿童文学的人，永远保持着一颗童心，不会衰老的。”那次会上，我和谢璞老师几次到他的住房拜访求教，并邀请他再登南岳山。他表示找机会再来。在烟台分别时，我请他题词留念，他挥笔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一枝生花妙笔，拨开文学艺术的宫门；门启处，教育与娱乐并立其中。”本次会议，曾就儿童文学如何寓教于乐展开热烈讨论。我从陈伯老给我的题词领悟到：会议虽然结束了，但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应永无止境。

此后，我与陈伯老重逢的机会变得越来越难，一则这些年真正的文学活动受经济的制约几乎没有了，二则我虽然仍坚持创作但就本职工作性质而言已离文坛远了，三则陈伯老毕竟年事已高不能轻易离开上海往外地了。自1987年以后，他便再也没到过湖南。我与他烟台一别，十年远矣。

1997年3月31日，我终于又与陈伯老重逢。我应邀出席《人民警察》第五届优秀作品大奖赛授奖大会暨笔会。一到上海，我就对《人民警察》编委、作家宗廷沼讲了我要看望陈伯老的打算。同时，也流露出了我的担心。因为我知道陈伯老每年的春天都要与在北京工作的儿媳团聚一段时日，不知此时是否回上海。宗廷沼是个热情、厚道之人，总是暗暗给人伸出援助之手。他从上海市作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得到了确凿消息，这才告诉我：“陈伯老从北京回上海没几天。你的运气真好。”

这天下午4时许，太阳难得的好。我走进了那座熟悉的小院，一位正在门口玩耍的小男孩警惕地问：“你们找谁？”我做了回答。他马上变得热情起来，高兴地说：“哦！找陈伯吹爷爷！请跟我来。”他雄赳赳，气昂昂地在前面带路。我本是不用带路的，但我从小男孩的举动，看出了他对陈伯老的热爱，也就依了他。陈伯老以自己丰厚的作品和高尚人品赢得了亿万少年儿童的尊敬，他是孩子们心中不落的太阳和月亮。

与我同行的湖北作家黄土，也是读陈伯老的作品长大的。他得知我的行动，申请一同拜访东方安徒生。这时，我们被小男孩引领到陈伯老的家门口，小男孩一声呼唤后，主人便立即开门迎接。我一眼认出是陈师母。她当然认不出我了。我还是1985年的春天来过这里，一别12年啊！我已经由青年步入了中年，黑发中生出了白发。岁月留给人的变化太大了。可陈师母的变化不大，几乎仍保持着1980年夏天我在南岳福地第一次见到她时那种神清气爽的神态。她进了里屋，我和黄土在客厅等候。说是客厅，其实是书库，是画廊，古旧的木椅茶几，被书和画团团包围。从红尘滚滚的闹市，踏进这清静神圣的书房，心灵立刻被净化与升华。书房里最引我注目的，是悬挂在墙上、书柜上的各种天真稚气的儿童画，这是大江南北的小读者为庆贺陈伯老90寿诞赠送的礼物。

很快，陈伯老从里间走出来，他一眼就认出了我。烟台一别，十年过去，如今91岁高龄的他，当然显得比以前老了，但他的记忆力还是过去那样惊人的好。他问起湖南许多被他称之为朋友的人。其实这都是他在南岳收下的徒弟。平时，这些人都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有的出书请他作序，有的获得过他用补发工资和一生的积蓄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园丁奖”。他非常关心地询问他的这些朋友们的近况，嘱我转达他对他们的问候。他对我的工作、创作情况问得较多，还问我的孩子长多高了。他听着我的回答，脸上全是快乐的笑。与陈伯老交谈，是一种高级熏陶，是一种超级享受，他一口上海普通话，舒缓、流畅、温柔、明快，如春风拂过面庞，似清泉注入心头。他突然问我：“你好像很长时间没给我寄你主编的杂志了？”我愧疚，向他说明原因。他听了，连声说：“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搞儿童文学的人，没有一个不善良的。”他稍作沉吟，又道：“坎坷是无法避免的。遇到坎坷是好事。没有坎坷，哪有文章。”我听了心头一热，眼睛有几分潮湿。这是他经历了无数次的人生坎坷后悟出的真谛呀！自古文人多磨难。他恐怕是当今文人中经受磨难最多者之一。我不忍他为我辈的成长操心。他是个特别善良的人，总是把别人的事装在心上。我告诉他，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很好，也有利于业余创作。请他放心。我拿出留言簿，请他题词。他接过，走进里间，很快又出来，笑眯眯地递还给我。他这次留给我的题词，没有以前的那么长，仅有四个字：“前程万里！”我与陈伯老交往近二十年，其间三次为我本人，一次为我创办的杂志题词，这四次题词内容，都一致贯穿着他对后辈的热情鼓励和殷殷希望。这二十年来，我虽然发表出版了近500万字的作品，然在读者中影响平平。我已年届不惑。我意识到肩上的压力。我当以陈伯老的题词为鞭子，当我懒惰时，当我满足时，当我退缩时，便用其狠狠地抽打自己，像陈伯老一样，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永远保持一股拼搏的精神。

后来我们谈了许多，宽大、简朴的书房里，不时回荡着两代人的笑声。陈伯老本是个时刻用笑眼看生活的人，无论何时何地见到他，留给我的印象都是一脸热情的笑，一脸温馨的笑，一脸甜蜜的笑，一脸慈祥的笑。他没有做作的笑，更没有装腔作势的笑，他的笑，让人感到与他的作品一样，都是心灵真善美情感的流露。与陈伯老在一起，只有美好、快乐与轻松，别的都不存在。在这座书房里，陈伯老用他的微笑，滋润、浇灌了他的子孙，一个个从这里走向社会，成为国家的栋梁材，担起了北京大学校长、中英联络小组组长的历史重任。在这座书房里，陈伯老用他的微笑，美化了中国、美化了全球一代又一代，数以亿计的少年儿童，他们中间有许多成为了掌握国家命运，推动人类进步的巨人。我以为，我置身的这座书房，对人类历史产生的作用，不亚于大英博物馆和联合国大厦。

在欢娱轻松的气氛中，时间悄悄流逝了近两个小时。我们不忍再打扰陈伯老，他毕竟是91岁高龄的人了，每一份时光和精力都是无价的。我和黄土起身告辞。陈伯老拉着我的手挽留。我当然想留，却又不能留。我拿出相机，要求与陈伯老合影留念。他高兴地连声说好，并打开了书房里所有的灯。我和黄土分别与陈伯老合影之后，我又给他单独拍了好几幅留影。

我们要走了。他拉着我的手送行。我和黄土执意不让他送，堵在他家门口，请他返回。他高低不肯。我和黄土也不退让。因为他住的是那种走道在中间的旧式小楼，走道上光线不太充足，地面也有点潮，加之别的人家在走道上还放置了杂物。他本来就戴着眼镜，又穿了棉衣棉鞋，每多走一步，对一个91岁的长者来说，无疑都是不轻松的。最终，我和黄土还是拗不过他老人家，不让他送，他就不返身回屋。我和黄土只好依了他，并一再说：“送到小楼门口，就不让再送了。”他乐呵呵地笑着点头。

他依然拉着我的手，缓步送到小楼门口。这是一道拱形门，门洞与我们常见的房门一样宽窄。从门洞往下有三道水泥台阶，方到地坪里。我请他在此留步。他不肯，坚持继续送。这下我和黄土急了，担心他下了水泥台阶，独自返回时，会有一番困难。更担心他一脚不稳，摔倒在地，那将如何得了。他明白我们的担心，笑眯眯地说：“没事的！没事的！”我和黄土决不退让，这水泥台阶就是我俩的防线，不让陈伯老下移一步。我俩像哄小孩似的，终于将他说服。我俩边退边走，向他挥手告别。他站在门口，双手捧在胸前，满脸微笑着，用慈祥的目光为我们送行。我俩退过一株吐绿的垂柳，退过一栋楼房，再退就要拐弯，踏上通向小院大门口的路。我俩在楼房拐弯处停了停，连连朝陈伯老挥手告别。我们中间，相距大约七八十米。我看得清陈伯老脸上的每一丝表情。他仍是那样慈祥的微笑，镜片背后的两只眼睛，像碧蓝的大海，流露出深深的情。他抬起右手，朝我俩挥了挥。看来，我们不走，他是不会回屋的。我俩欲走，又停。拐过这道弯，我们相互的身影，我们相互的目光，都将被楼房遮挡。我只想多看看我崇敬的陈伯老。

我依依不舍地拐弯，当拐过最后一步时，我看见陈伯老移步下了水泥台阶。我和黄土赶紧奔过去，各扶住他的一只手，送回台阶上。我又拿出相机，要与他在台阶上合影。他抬手抹了抹只有淡淡几丝银发，宽阔而又光洁的头顶，微笑着，把我拉到他身边。我站在他左侧，双手扶着他的左手。我俩都面对着那株吐绿的垂柳，面对着西边天空射来的金灿灿的阳光，发出会心的微笑。黄土及时举起相机，拍摄下了这珍贵的镜头。接下来，黄土站到我的位置，我为他俩拍照留影。

我俩请求他再别下水泥台阶。他笑着点头应允。我俩急步离去。拐弯处，我依依不舍地回过头，只见陈伯老又下了水泥台阶，站在地坪里，朝我们含笑挥手。我欲再打回转，又觉得即使将他送上了水泥台阶，一转身，他又会送下来。我没有再打回转，深情地看了一眼陈伯老，毅然拐过楼房，朝小院大门口走去。我走了十几步，还是不放心，赶紧回头，复归拐弯处。我看见陈伯老已经转身，一步一步移上水泥台阶。金灿灿的阳光照耀着他那身着灰布衣装的背影，如同南岳山上的参天古松，我久久地注视着，泪水夺眶而出。陈伯老登上了水泥台阶，阳光始终照耀着他那古松般伟岸的背影。这背影，永远镌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1997年春于上海